福利养猪立法与践行并重肥荚红豆

福利养猪：立法与践行并重

只要作好广泛宣传，将福利养殖标准给养殖企业带来的长远好处讲清楚，才能逐步推动中国的养猪生产向福利友好型转化。

2014年5月，中国农场动物福利系列标准中的首部标准——《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发布，引起业界普遍关注。此后的 6月，采用人体女模特行为艺术呼吁“取消母猪限位栏”一事，更引来媒体关注和专家争议。同月，“首届农场动物福利促进奖”启动仪式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福利养猪”、“福利养殖”已然成为国内畜牧业界一大关注焦点。

福利养猪问题，近些年日趋突显

当前，不论是一些媒体还是业内人士均倾向认同，“动物福利”在中国是新鲜事儿，“福利养猪”在国内才刚刚起步。

其实不然，从先秦庄子提出不要用“落马首，穿牛鼻”限制动物天性而要用合乎道的方式对待动物，到孟子提出“仁民爱物”思想;从汉代通过选育优良猪种采用放牧的方式养猪以满足人们食用与农田积肥，到魏晋南北朝的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养猪方式转变……虽然并未明确提出“动物福利”、“福利养猪”理念，但是善待动物的思想早已有之，在养猪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与动物福利也保持着一定契合度。那么，中国的福利养猪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形成的?

对此问题，从事动物福利和健康养殖研究及应用20多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顾宪红研究员日前在接受《国际猪业》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世界公认的动物福利基本原则是：给动物提供新鲜饮水和饲料，确保动物健康和活力;提供适当的生存环境;做好疾病预防，及时诊治患有疾病的动物;采用减少动物痛苦的日常管理和处置方式;允许动物有条件表达自然习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开始出现专业化生猪养殖场，规模一般不大，从几十头到几百头甚至上千头不等，建有专门的猪舍，拥有自然的通风、光照条件，猪场产生的粪便通过人工清理、堆肥后基本上都能施到农田，这就是种养结合的模式。”顾宪红分析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养猪场规模越来越大，为了方便管理和节约士地，采用从国外引进的限位栏饲养母猪，限制了母猪的自由活动，这种高度集约化的养殖方式使得在有限的土地上饲养几千甚至几万头猪只成为可能，而猪场周围却没有匹配足够的土地来消纳这么多猪产生的大量粪污，造成猪的养殖环境不断恶化。”

顾宪红表示：“可见，在规模化、集约化养猪前，不论农民分散饲养还是专业化养殖，相对而言，在猪的生长环境和喂养方面，还是比较接近动物福利相关要求的，也可以解决猪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污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后来，随着国内规模化、集约化养猪的快速发展，一些养猪场的动物福利问题日渐突显。”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孙全辉博士对《国际猪业》记者分析说，目前，虽然中国是养猪大国，但还没有成为养猪强国。随着快速推进规模化和集约化养殖模式，在饲养密度和生产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产生了猪只的福利养殖问题，例如生猪的生存条件恶劣、应激增加导致免疫力低下、相关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养殖污染加剧，已影响到人们生活质量与饮食健康，威胁到公共卫生安全，阻碍了畜牧业良性发展。

标准出台待推广践行

如今，在国内生猪养殖业面临动物福利挑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如何寻求解决方案促进国内养猪业持续发展，已引起有关产学研多方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发布的《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标准。

“中国农场动物福利系列标准中推出的首部标准《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是在参考欧美等国先进的农场动物福利理念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条件制定的。”该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顾宪红研究员对《国际猪业》记者表示，“日前，此标准已由中国标准协议发布，将作为行业推荐标准向国内生猪养殖企业推广实施。”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没有对母猪限位栏提出明确要求，但提倡猪场对妊娠母猪采用群养的方式。对哺乳母猪使用的产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产床长度不应小于2.2m(长短应可调节)，顶部横杆与站立时母猪的背部距离不应少于0.15m，以利于母猪舒适起卧。并鼓励为母猪提供适量的材料，以满足其筑窝行为的需要。”顾宪红分析认为，“这些都是基于中国养猪实际又高于实际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但只要作好广泛的宣传，将福利养殖标准给养殖企业带来的长远好处讲清楚，才能逐步推动中国的养猪生产向福利友好型转化。”

据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委员会、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日前共同开展的《2014中国公众动物福利意识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公众将动物福利等同于野生动物保护，尚未充分认识到农场动物福利的意义和作用，但对动物食品的安全和品质非常重视，说明农场动物福利的理念和知识有待进一步宣传和科普。

该调查报告还显示，1万多名调查对象中，超过80%的人愿意购买在良好福利状况下养殖、运输和屠宰的畜禽产品;70%的调查对象愿意购买高于市价的动物福利条件下的畜禽产品。这表明动物友好型产品的未来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增长空间，值得养猪企业特别重视。同时，公开数据显示，虽然中国作为养猪大国，但猪肉制品出口量依然很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猪只的福利养殖方面不符合国外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保护贸易标准。

对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博士认为，实践证明，福利养猪模式不但不会降低生产力，而且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顾宪红表示：“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国内一些养猪企业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动物福利的重要性，从圈舍建设到饲养设备配置的改善以及饲养方式转型，正开始朝着满足猪的动物福利方向发展。”《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其中最可能出现的障碍就是具体的执行和监管。”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ciwf)中国首席代表周尊国对《国际猪业》记者表示说，“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对于食品安全和健康、公众对于福利产品的接受度和信任度、福利养殖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立法需求十分迫切

目前，从世界范围看，包括猪只的福利养殖在内的动物福利，既关系到猪业以及畜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也关乎到人类福祉，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

事实上，动物福利在西方兴起将近200年。目前，国际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动物福利相关的法律法规。1822年，英国议院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家畜的马丁法案; 1866年，美国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法;1997年，瑞典制定了强制执行的《牲畜权利法》;2004年，英国依据欧盟的指导条例制定了《农畜动物福利规定》，其中特别增加了给猪玩具的条文：为避免猪们觉得生活枯燥，必须给予猪玩具玩耍;倘若养殖户不遵守该法规，将处以2500英镑的罚款。

在中国，尚没有动物福利的相关立法。但据《2014中国公众动物福利意识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1万多名调查对象中，支持中国为动物福利立法的公众占比高达94.63%，这说明中国公众对于动物福利相关立法的需求十分迫切。

此前的2011年，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曾在全国29个省市开展过一次动物福利调查研究，该调查数据显示，5772名受访者中，81.6%的人赞同中国应该制定相关动物福利的法律，65.8%的人赞同通过动物福利立法以强迫生产者为猪鸡提供良好的生长和生存条件，这说明中国公众对于动物福利立法的认同感还是很强的。

值得引起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重视的是，以上两项动物福利的社会调查结果，与国内媒体和各界相关人士呼吁中国为动物福利立法的声音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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